荣宝斋的“看家本领”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3期人物与回忆栏
作者：李 霞
2022年，恰逢荣宝斋成立350周年，借此良机回望，我们一起来盘一盘这家百年老店的“看家本领”。
立匾额：一家老店的历史兴衰
北京和平门外，西起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全长约800米，这里是北京古玩字画、古籍碑帖及文房四宝著名的集散地——琉璃厂文化街。从元朝开始，此处开设官窑烧制琉璃瓦件。因营造宫殿，明代扩大官窑规模，琉璃厂成为工部所属五大厂之一。清初时，琉璃厂成为最大的书市，从南方前来进京赶考的举子多从广安门入城，就近住在宣武门外一带，不远处的琉璃厂成为文人汇集之地。乾隆时修《四库全书》，编修者常到此处阅读书籍。逐渐，琉璃厂停止烧窑，名字却保留下来，流传至今。
浙江绍兴的一位张姓人氏明末曾在朝为官，转眼间明灭清起，他不愿委身清廷，于是就此别过官场。清康熙十一年（1672），他偶然间走进琉璃厂西街，见此处不仅书客络绎不绝，依托书生过活的南纸店更是财运亨通。张氏看着这繁华街市，想着自己为官时尚存些许俸银，不如在此从商，开一家南纸店。南纸店主要经营书画、日用、红白喜事所用纸张，也售卖书生所用毛笔、墨汁等，这类商品当时大多在南方生产，因此得名。为店铺起名时，店主犯了难，踌躇之时他突然想到自己家乡盛产竹子，竹子生命力旺盛又经霜傲雪不怕困难，恰巧符合自己对生意的期许，于是定名松竹斋开始营业。松竹斋的业务与大多数南纸店无异，却胜在品质上佳。名声在外又诚信经营，松竹斋生意越做越好。
清光绪二十年（1894），琉璃厂不远处荣录堂缙绅铺的大伙计庄虎臣被聘用到松竹斋当经理。这年，松竹斋已负债累累，眼看债主就要找上门来，如何为这间老店解决债务问题是庄虎臣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庄虎臣思前想后，一拍板，决定开一家新店。他买下琉璃厂86号一处铺面房，将松竹斋不少值钱的东西转移过来，于是一家新的南纸店——荣宝斋诞生了。
图片来源：荣宝斋官网
新店是开起来了，但是琉璃厂街上南纸店众多，品质优良者也不在少数，如果没有新招式，恐怕荣宝斋最多也只能做到业绩平平。困顿之时，庄虎臣决定把荣录堂经营的《缙绅录》业务带到荣宝斋。
何谓《缙绅录》？《缙绅录》就是为官者的“护官符”，内外官吏的姓名、籍贯、出身等都登记在册，做地方官不能离开这“护官符”，做京官就更离不开它。京城情况比地方复杂更甚，举手投足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大祸。因此，《缙绅录》算得上是大小官员的“刚需”产品。这时，若谁能设法从宫内把官职信息抄录而来，谁的内容既准确、更新换代速度又快，谁的业务就可以做到长久不衰。可以说，在当时，《缙绅录》相当于官员获取朝廷信息的不定期报刊。
与今天不同，朝廷每有新的官员任免消息，虽也要在乾清宫门外张榜公布，但是普通百姓是不能到这儿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闭塞。于是，庄虎臣托人给自己捐了一个“候选从九品”的官，又费好些周折买通宫廷里的关节。别的朝廷官员穿着朝服规规矩矩去上朝，庄虎臣却偷偷“溜号”，跑到乾清宫门外抄录朝廷公布的官员任免名单。随后，荣宝斋再将这些从内宫抄来的一手资料编成《缙绅录》售卖，颇受欢迎。
店里有了达官贵人，还得有平民百姓。于是，庄虎臣自设“荣宝斋帖套作”制作各类纸类再制品批量贩卖。1896年荣宝斋放出消息，顾客可以自行选料、自行安排品种印制笺纸、信封等纸品，自此荣宝斋在一众南纸店中脱颖而出，特别是供来京应试的举子考试前练习用的白试卷，更是饱受考生青睐。如今，荣宝斋当年印制的《七十二候笺》和《二十四节气封套》还完整保存在荣宝斋美术馆中，见证着荣宝斋那段力求做到独树一帜的历史。
此外，荣宝斋也开始接收挂笔单业务，书画家在南纸店挂出书画、篆刻的价格表，店方代为收件、付件，以此为作者收取酬劳并在其中赚取一定比例的中介费。为官者卖画以证清廉，拮据者挂单以求生活，职业画家借此免受应酬。庄虎臣率先提供挂笔单业务，在不同需求之间斡旋，结交了一批书画家，建立了荣宝斋自己的社会网络，寿石工、祝春年、陆和九等书画家都是荣宝斋的圈中好友。此后，其他南纸店虽也纷纷挂起了笔单，但效果总不如荣宝斋。
荣宝斋万金老账 （图片来源：荣宝斋官网）
有了这些收入，荣宝斋的生意蒸蒸日上。据《荣宝斋万金老账》记载，荣宝斋以松竹斋的货底折银3000两为资本，1898、1899两年的红利就达到1368两和1600两，两年的红利与当初投入相差无多。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本就债务傍身的松竹斋不堪重负宣布歇业，荣宝斋开始独自撑起张氏的家族事业。即使那个年代各家生意都受战争冲击不小，荣宝斋1907年的红利还是达到6604两，是当初投入资本的两倍多。
至此，“荣宝斋”这块匾额算是立住了。
结情缘：文人骚客的翰墨家园
1922年，庄虎臣去世。王仁山1925年接任荣宝斋经理，才使得荣宝斋的生意再上一个台阶。
王仁山父亲曾是地方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师，对子女管教极为严格，所以王仁山虽上学不多，但从小在家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绘画艺术熏陶。来荣宝斋当学徒后，他更是早早地和这里往来的书画家打起交道。王仁山头脑清楚，肯下功夫学习，办事有条理，1922年就被庄虎臣看中。庄虎臣死后，荣宝斋无人能胜任经理一职，王仁山在33岁这年走马上任。
“掌柜的，我们家老爷让我来问问挂画单的事儿。”这天，一位脸面青涩的小生来到荣宝斋店里。王仁山展开书童手里的画卷，画作的主人正是当时的皇亲国戚——溥心畬。溥心畬的祖父是恭亲王奕䜣，其家族备受朝廷倚重，藏品丰富，溥心畬的艺术熏陶可谓水到渠成。早时溥心畬就喜好吟诗作画，清朝覆灭后，溥心畬干脆隐居西山读书作画，集结王公贵胄创立“松风画社”，颇为风雅。起初，深厚的家底还可以支持这位旧时公子落得清闲。但很快，王府抵押，家藏变卖殆尽，溥心畬不得已只能卖画补贴家用。
《溥心畬传》记载，“（溥心畬）需要钱用时，北京荣宝斋和几家著名的南纸店，就会替他招徕收藏者，奉上润笔”。
都说文人傲骨，在这位旧时富家公子身上体现更甚，这样的画家成为“乙方”需荣宝斋一类的中间方费心不少。一次，溥心畬应了荣宝斋的生意，俯下身子就在四尺宣纸上大笔一挥，乒乓一甩，笔墨晕成了一片。直起身来，他随手让书童把这幅“成品”交给顾客。顾客见了后，一来看不懂，二来觉得这笔法实在有些草率，抓着荣宝斋的掌柜王仁山就要退钱。这让擅长与书画家打交道的王仁山也犹疑，一面是心高气傲的画家，一面是应尊为上帝的顾客，无奈最后只得仿了一张溥心畬的画，交差了事。
在20世纪30年代，书画界有种说法为“南张北溥”。“北溥”即溥心畬，“南张”就是当时声名鹊起的张大千。这两人虽为好友，但与溥心畬不同，张大千更看重私交。他曾说：“人生最可珍贵的是友情，尤其是真心认识得我的作品的友人。金钱有啥子宝贵呢？”
荣宝斋藏张大千《华山云海》和《设色山水》
图片来源：荣宝斋官网
与这样一位画家打交道，光谈钱可不行。王仁山想了个妙招。他先是设宴请张大千吃谭家菜。当时谭家菜是官贾名流聚会场所，每桌要40圆，这是王仁山4个月的薪水。谭家菜布置极为讲究，一来显示出荣宝斋对这位画家极为重视，二来谭家菜馆有一幅画正好是张大千所作。
席上，王仁山先是故作轻松地寒暄一番，见张大千心情有所放松，才瞅准机会说道：“张先生这荷花画得多好，让人见了不愿意走。荣宝斋有许多名人字画，其中荷花也不少，但依我看，是数张先生画得最好，只有张先生把‘风吹荷花十八变’的种种妙趣表现得淋漓尽致。”“王老板过奖，您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为贵宝号画些荷花？”“如先生方便，那再好不过了。”
就这样，张大千和荣宝斋的交情算是敲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众人求张大千的画非常困难，他却对荣宝斋有求必应。1943年，王仁山五十大寿，张大千作《古梅图》相送，在长达164字的题词中写道：“大千以梅为寿，欢喜欲狂，适与性合故也。今缀数言，略表景仰，尤佩其居闹市之中，不失高尚之性，仁者乐山，信然乎。”可见张大千与荣宝斋的掌柜王仁山关系甚笃。
正当张大千遍交好友时，后来和他合称为“南张北齐”的齐白石还处在困顿之中。1919年，已是知天命年纪的齐白石定居北京。他本是木匠，出身不高且画风冷逸，在北京颇受排挤。其实，齐白石在年轻进京时也曾受到器重，当时甚至有人要给他捐一个六七品官把他留在宫内，但齐白石淡于名利，将绘画视为寂寞之道，便辞谢归乡了。谁曾想，时移事易。好在荣宝斋掌柜王仁山慧眼识珠，认为齐白石的画作很有特点，将其挂在显眼处。因此，齐白石结识了生命中的一位贵人——陈师曾。《白石老人自述》中齐白石先生回忆道，“我在琉璃厂南纸店，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
陈师曾建议他改变笔法，“工笔画梅，费力不讨好”。齐白石接受陈师曾的建议，探究吴昌硕的用色，融合个人生活体验与民间艺术，开创了红花墨叶的写意风格。一时之间，齐白石誉满京华。
成名后求画者就多了起来，齐白石不忘荣宝斋恩情，挂笔多托荣宝斋。不同于张大千重视“江湖义气”，白石老人更看重“在商言商”。齐白石的规矩清清楚楚：“卖画例，无论何人，不赊欠不退回，少一文钱不卖。招饮不画，送礼物不画。介绍不酬谢，刻印亦然。”
1952年，荣宝斋出版《齐白石画集》一册，按照齐白石的润格照付画款，共出版26幅作品。出版后几个月，齐白石不知从何处得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有关发表费的规定，认为自己还得有发表费可拿，于是写信追讨：“此项画册出版，务请你处遵照出版总署所规定，即由你我双方订立合同方可发售，特此函达，请即将合同惠下，以便订立为荷。”此后齐白石与荣宝斋的合作继续展开，想必这件事得到圆满解决。
荣宝斋诚信为先，齐白石老人也愿意常到店里坐坐。每次他来，荣宝斋总是特地为他准备上等的点心水果。久而久之，老人产生错觉，以为荣宝斋也卖橘子和点心，逢人就说：“要吃橘子到荣宝斋去买，他们那里的橘子好吃。”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齐白石为荣宝斋的各种笺谱和信笺作画百余种，《荣宝斋画谱》中收入齐白石的作品达265幅。此外，荣宝斋藏有齐白石作品数百件，不仅涉及山水、人物、花卉草虫、动物等诸多题材，更是贯通白石先生早、中、晚各个时期。荣宝斋还藏有傅抱石的《溪亭观瀑图》、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张大千的《华山云海图》、历代名家篆刻的图章、名人镌刻的古砚、各种红木镶银丝或镶玉的镇尺、画床、墨床，乃至高23厘米、宽16厘米、重4275克的“田黄王”。一件件藏品汇成声名在外的“民间故宫”，见证着荣宝斋百年来的“社交圈”。
一个孤洁自傲，一个宾客如云；一个挥金如土，一个节俭治家。王仁山在这些性格迥异的书画家间周旋得游刃有余。他鼓励店里从经理到学徒都要具备文化艺术修养和高效为顾客服务的技能，说话要文雅，恰如其分。作为学徒更是要熟悉书画家的情况，学习如何与书画家打交道。这些文化修养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后来在一代代荣宝斋人中传承下来，成为荣宝斋的一大特色。
启功在《我和荣宝斋》一文中曾回忆自己青年开始就与荣宝斋相识、相知到最后成为宾中常客的过程。幼时，他把荣宝斋当作“开架图书馆”，成名后，更是感慨荣宝斋是给自己“起过导师作用的‘艺术博物馆’”。从荣宝斋的总经理、业务员到普通职员，启功均有作品相赠。2005年启功辞世，荣宝斋举办“深切的思念·荣宝斋暨职工藏启功先生作品展”，展出荣宝斋及职工收藏的部分启功先生作品44件。
在荣宝斋，有人结交了名士，有人遇到了伯乐。纵使社会关系网络盘根错节，荣宝斋一直在网络中心左右逢源。也正因这些机缘巧合，荣宝斋才担得起“书画家之家”的称号。
练本领：无与伦比的“荣宝双绝”
1950年，出版总署派代表与荣宝斋谈判，达成公私合营的协议，由政府拨款替荣宝斋还债。徐悲鸿、郭沫若分别为其题新匾“荣宝斋新记”。1952年政府又拨款替私方还债，收购了私方股份，使荣宝斋成为国家所有的文化企业，复以荣宝斋为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荣宝斋在字画收藏界资历深厚又具备书画鉴定能力，文化部授权荣宝斋可以跨地区收购文物，并拨款支持其收藏。荣宝斋派画家和业务员跑遍南京、上海、合肥、杭州、苏州、无锡、镇江等大中城市，从各地门市收购文玩字画。荣宝斋的明清藏品如仇英、徐渭、朱耷等人的画作相当一部分就是那时从上述各地收购的。彼时民间散佚的文玩珍品众多，或迫于生计，或出于责任，这些民间书画的拥有者将自己珍藏卖与荣宝斋。因为收藏众多，荣宝斋不仅将部分藏品展出供人免费参观，更将自己的“硬技术”发扬光大，为文物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9年，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堂内宴会厅前对着的墙上还空空荡荡。布置大型浮雕已然来不及，于是国务院决定，在此处悬挂一幅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担当此任，荣宝斋负责物资保障和装裱等辅助工作。
《江山如此多娇》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几经修改，画作初稿最终敲定，尔后两位画家需要把画稿扩大为高6. 5米、宽9米、共计50多平方米的巨幅，这可不是一件易事。首先，这么大的纸从何而来？为此，荣宝斋拿出了三十多张清乾隆年间的“丈二匹”宣纸，老师傅们联合赶制，将这些宣纸拼接起来，“凑”成了一张巨幅画纸。
此外，为了配合这一巨幅画作，荣宝斋还为两位画家特制了几支一米多长的巨笔。又因为作画所耗颜料多，于是荣宝斋为画家提供的调色盘都用的是大号搪瓷面盆，一摆就是五六个。画家倾心艺术创作，荣宝斋的师傅就在一旁担当助手。研磨、调配颜色、备纸、抻笔、涮笔等工作全部由荣宝斋的老师傅们完成。
作画完成后，下一道工序就是装裱。“装池这样大的画，是没有先例的，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关山月所言不假。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如此巨作进行装裱尚属头一次。经过商讨，荣宝斋的骨干张贵桐牵头承担起了此次装裱任务。
张贵桐先把大画心卷好，反过来，画心朝下，用特制的刷子把画心刷平，再用排笔蘸上稀糨糊刷在画心背后，然后把一层宣纸托上去。晾干后再细心地用清水均匀泼洒在背面，拉平画纸，用糨糊固定四边，待整幅画平整后再将画面朝上放置。
装裱画心就更需要费些功夫了。先在画心四周镶上“养局”（即保护画心的一层纸），再镶上宋锦。等镶好后再把画心翻过来，背面用高丽纸和宣纸反复加厚。为保证巨画的稳定性，荣宝斋的师傅在这道工序共糊了十层纸。糊完后画卷四角还得刷糨糊、整平晾干。四天后，画片干透，张贵桐仔细检查后确定裱画无误，硬度合格，这才将画片卷起包好，请示人民大会堂相关领导挂画粘贴。
由于装裱后的《江山如此多娇》长度约10米，汽车没办法运载，只能人工搬运。可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来，荣宝斋派了二十多位工人将画作用防雨材料包好，才协力抬过去。一路上，舞龙似的队伍甚是显眼，引来路人驻足围观。
事后关山月感慨：“当这张画堂堂正正地竖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前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忘记他们的一份功劳呢！”
“不知你们能否修复……”1974年，山西文物部门的专家寻到荣宝斋。原来，这年应县木塔抢修加固工程中，在第四层释迦牟尼塑像中发现大批辽代文物，其中12卷《契丹经》和其他35卷辽代刻经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极为珍贵。可这批文物已在阴暗的佛像腹中隐藏800多年，鼠患和自然风化过后，经卷留下斑驳印记，有的甚至已经糜烂粘连结成团。
荣宝斋也知道这是件棘手的工作，即使是店里经验老到的师傅们，心中也没有全然把握。但想到“抢救国家文物责无旁贷”，荣宝斋最终还是揽下了这一修复工作。
传统字画清洗多用皂角，皂角中所含的皂苷、鞣质等天然有效成分使其成为出色的植物表面活性剂，且相对于化学清洗剂，皂角汁对清洗物表面无任何腐蚀。而从山西运送来的这些文物已经有严重的脏污和霉迹，用皂角汁洗涤已难以发挥作用，且经卷中的碎片也极容易被冲走。几经商讨，荣宝斋的老师傅决定根据经卷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式。例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均为长而极薄的皮纸，因刻经墨迹本身带有胶质，后又久经潮湿后粘连在一起，荣宝斋老师傅先是把它们浸入盛有40度温水的槽子内，待逐渐渍润，逐圈揭展。揭展时事先用长塑料薄膜置于卷底随揭随拉，平出水面，逐步以新纸吸去经面浮水。待全部揭开后，再阴干卷起。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还受到黄鼠屎尿腐蚀，局部糟朽，展开后腐蚀部位纸质更是薄如蝉翼，字迹墨色极淡。当卷纸敷于塑料薄膜并有适量水分时，师傅们需要以笔尖矫正字形，进而用干纸吸去水分，使之固定在适当位置。这样，尽管纸张已经糟朽，字迹还是保存了下来。
1978年冬到1981年春，两年多的时间，荣宝斋的技师们为国家抢救、修复92件辽代文物，被文物界称为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迹。2008年，荣宝斋装裱修复技艺和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荣宝斋装裱修复技艺的肯定，更是对荣宝斋为文物界所作贡献的嘉奖。
让年老的艺术作品重现生机，荣宝斋可不只掌握修复这一项本领。1952年，徐悲鸿和荣宝斋经理侯恺谈到自己的作品《奔马》：“一位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我也打算送给他，但这匹马我也很喜欢，给他带走了，我就看不到了。”侯恺听后，笑了笑说道：“这好办，我们用木版水印为您复制。”
木版水印是我国的一项传统文化技艺，主要分为三道工序：分版勾描、刻印、印刷。在勾描前，师傅们要先根据笔触和色调，对原作进行分版，将原作中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迹归到同一套版内，不同的画作根据色彩的复杂程度，分版数量少则几套、几十套，多的有几百套，而复制像《簪花仕女图》这样复杂的画卷，分版数量达1600多套。勾描时，要先用透明薄胶版覆在原作上进行勾描，然后用极薄的燕皮纸覆在描好的透明薄胶版上再反勾，需要复制传世名画时，老师傅们一般都会用临摹副本来做勾描工作以保护文物；勾描于燕皮纸上的画样粘在木板上，这才到了刻板的环节，师傅们运用不同的刀法细细雕刻，完成后再比照原作调色；印刷环节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压印时力度、节奏及空气中湿度都会对成品产生影响，稍有不慎，出来的效果就天差地别。
徐悲鸿明白了荣宝斋的工艺水平后，当即决定让荣宝斋为自己复制《奔马》。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复制的《奔马》活灵活现，徐悲鸿止不住地称赞，并提议：“你们可以作为复制艺术品售卖，欣赏者购买时，我可直接在上面签名。”就这样，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被许多喜欢它的知音买回家中。
徐悲鸿的《奔马》（图片来源：荣宝斋官网）
又过些时候，徐悲鸿带着他画的另一幅马对侯恺说：“这马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这条腿长了点，有没有办法修修它？”本以为是件难事，哪想侯恺当下应下来：“这容易，复制勾描时，把它缩短就行了。您看去掉多少合适？”当徐悲鸿最终看到那幅修改过马腿的画印出来时，不禁感叹，“修改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门好艺术”。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作品虽为复制品，却也达到了艺术品的境界。原本缺憾的艺术变得完满，舍不得送出去的画作有了人情。就这样，荣宝斋传承着这项古老的技艺，延长一幅又一幅书画艺术品的生命。2006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家老店，两项“绝技”，几段情缘。荣宝斋是书画中介，更是名家挚友；这里是“民间故宫”，更是“书画家之家”。350年春去秋来，350年兴衰变革，荣宝斋以其卓尔不群的实力与抱诚守真的初心，书写着自己“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历史……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第19期，原题为《盘一盘百年老店荣宝斋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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